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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與區域經濟發展程度上升,服務部門在貿易活動中也愈形重要。本文從香港與新加坡兩個服務貿易大國在推動服務業輸出與輸入外資及人才等兩方面的政策取向,為我國中央部會與臺北市政府,提供規劃兩岸服貿協議之因應措施參考。對於我國中央部會最重要的啟示,在於國家「核心戰略」的定位;另一方面對於臺北市政府來說則應善用相關政策工具,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援與在職訓練。
隨著全球與區域經濟發展程度上升,服務部門在貿易活動中也愈形重要。2013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標(WDI,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顯示,即使面對全球景氣衰退與金融海嘯的衝擊,在2012年服務部門仍以2.9%的平均年成長率,貢獻了70%的全球生產總值(註1)。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則指出,服務貿易的擴張將可在增加就業、吸引外資以及強化相關農業與製造業部門等三方面,成為推升國家經濟成長的新動能(註2)。因此,在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熱潮中,各國均將服務部門的相互開放,納為其雙邊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談判的重要議題。
由此觀之,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在2013年6月21日與中國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不僅符合國際經貿發展的整體趨勢,有利於日後臺灣在諸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等多邊FTA之談判,更可帶動臺灣經濟的結構升級與轉型,為增加整體國家競爭力帶來長期的正面效益。
儘管如此,在政府推動兩岸服貿協議的過程中,來自民間的爭議卻不曾稍歇。究其根源,在政治部分來自於長期敏感的兩岸關係與國家安全疑慮;而在經濟部分,兩岸間經濟與人口規模的巨大差距,及此差距對國內業者的衝擊,則是民間主要的憂慮。除此之外,雖然陸方承諾的開放項目不僅高於我方、且比世界貿易組織(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入會承諾更加優惠(陸方80項:非金融65項、金融15項;臺灣64項:非金融55項、金融9項),但以民進黨為首的反對黨與國內部分業者質疑,在中國大陸「潛規則」為重的經商環境中,中國大陸在兩岸服貿協議中所承諾的開放內容,是否能真正嘉惠登陸的臺灣服務業,仍屬未知。這些疑慮在兩方面反映出對臺灣政府施政能力的挑戰:其一,是政府能否有效控管輸入的陸方資金與人力,以免臺灣產業未蒙兩岸服貿協議之利,反而先受不公平競爭之害;其二,則是政府能否有效協助我國服務業對陸方的輸出,不至於讓兩岸服貿協議所提供的中國大陸市場利益,成為我方業者看得到吃不到的大餅。這兩方面的政策挑戰則又指向一個更深層且關鍵的問題:對臺灣而言,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中的戰略主軸究竟為何?
這些問題所牽涉的層面廣大、議題複雜,需要產官學各界密集協商溝通,方能得出全面性且切實可行的政策解藥。針對這個需求,本文擬透過對香港及新加坡的相關經驗觀察(註3),分析這兩個服務貿易大國在推動服務業輸出與輸入外資及人才等兩方面的政策取向,為我國中央部會與臺北市政府,提供規劃兩岸服貿協議之因應措施參考。